会试是明清科举中更高一级的考试，取中者无不可以位极人臣，声名显赫，对于举子来说，会试的重要程度无疑高得多，因此，明清小说中表现的有关会试的内容也相对多一些。由于明清会试与乡试在科举制度中有很多相同之处，会试涉及的方面有些也存在于乡试中，对此仍一并论说。
（一）揣摩主考之意
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为国家选拔官员，与之相应，选取文章自有标准。纵观明清科举的有关文献，两朝的科考选文均主张“清新雅正”，自然房考、主考也应依此衡文，但是众多的明清小说展现出来的却不同。科举是否中式的实际标准，不是一再强调的清新雅正，而是主考的文风理路，随之产生的便是举子们对主考文风的揣摩。这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弊端，但还不能算作作弊的手段。从明清小说中看，揣摩的风气出现在会试中的情况较多一些。
根据不同的情况，举子们所用的揣摩方式各不相同。一种是应考举子事先打听本次主考为何人，他的作文风格属于哪一派别，之后在进场答卷时，便以主考的风格为标准，这样可以获得中式的更大几率。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写安公子要参加会试，安老爷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听主考，第三十六回叙：
捻指之间，早又到了次年礼闱临近了。安老爷正想着这次不知是那几位主司进去，不想得了信，这次的大总裁又熟人过多了。原来那时乌克斋已升了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内务府大臣；莫学士也升了侍郎；吴侍郎又升了总宪。三个一齐点进去，正是安公子的两位先生，一位世弟兄，不消关节，只看他的路数笔气，那卷子也就是亮的了。何况他还是个门里出身的真实艺业！此番焉有不中之理？……等到出榜，又高高的中在十八魁以内。
其实安老爷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“路数笔气”。三位主考掌管试卷评阅，其中两位是安公子的先生，安公子的文章风格当然与他的老师相同，另一位是世弟兄，安老爷对其文风也十分了解，这就为安公子与三位主考的“路数笔气”相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安公子按此文风写作，主考评阅考卷时，自然会倾向于与自己文风相近的试卷，安公子也因此占有一定的优势。小说后面又叙述，依此文风，果然安公子轻松高中。
这是在了解主考的情况下，可以揣摩主考的文风，如果不了解主考，或不知道主考是谁，就要另寻其他的揣摩方式了。《红楼真梦》中写贾兰参加会试之前，贾政看他的八股文说道：“这两股你师父以为很好，我觉得太露锋芒，场里头倒不合式。况且，会试又与乡试风气不同，乡试还有取才气的，到了会试，总是取那四平八稳的文章。你只看近几科的闱墨就知道了。”会试与乡试的风气不同，应考不同的科试就要符合不同的风气，因此，贾政对贾兰的文章提出了不同于贾代儒的看法，而贾政的意见无疑更适合会试中式。与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安老爷不同，贾政不识得主考，也无法知道主考喜好的文风，他的办法是“只看近几科的闱墨就知道了”，会试文风不会骤变，要想猜中主考的选择倾向，揣摩近科取中的闱墨就是最便捷的途径，对应考举子来说，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。
另有一种揣摩的方法是针对题目本身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安公子在乡试进场之前，安老爷事先为他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，小说写道：“却说安公子看了那诗文题目，心下暗道：‘老人家这三个题目是怎的个命意呢？’摹拟了半日，一时明白过来道：‘这头题正是教孝教忠的本旨；三题是要我认定性情作人；第二个题目大约是老人家的自况了。那诗题，老人家是邃于《周易》的，不消讲得。’”这里安公子首先揣摩题目有哪几种旨意，同时还要揣摩出题人安老爷评阅此题时，大致会倾向于哪一种旨意。对题目本身旨意的揣摩是举子写作文章时的共有过程，其结果可能是文章写得好，但不一定中主考之意；对主考主意倾向的揣摩，更容易让他们的文章得到主考的赏识。
举子揣摩文风固然是为了被取中，但是让他们岌岌于此的根源其实在于主考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考官们有一段对话：
三位主考拆了封，十八位房官一齐上堂打躬参见，就请示主考的意旨：这科要中那一路的文章，以凭遵奉去取。那位大主考方老先生便先开口说道：“方今朝廷正在整饬文风，自然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才。若止靠着才气，摭些陈言，便不好滥竽充数了。”那一位方公也附会道：“此论是极。近科的文章本也华靡过甚，我们既奉命来此，若不趁着实的洗伐一番，伊于胡底？诸公就把这话奉为准绳罢。”那位旗员主考也随着人云亦云。众房考都晓得二方的文章向来是专讲枯淡艰涩一路的，所以发此议论。
初看考官的选文原则并没有什么非议之处，主考选文是遵循朝廷“清真雅正”的旨意，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与之不同。主考实际是按自己的文章风格进行选择，即小说中的“枯淡艰涩”一路，这样的选文标准已经背离了朝廷的原则，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主考手中了。
主考对文风的偏好和选择，往往是举子们执著于揣摩的根源。这一导向造成的结果就是举子抛弃了文题本旨，或者仅以主考的意旨和风格写作文章，完全失去了科举的意义。《绿野仙踪》中尚书徐阶说：“圣上留意青词，近日嫌阁臣做的无佳句，你们是翰林衙门，设或圣上考试起来，定须早为练习才是。我日前拟了几个题目，你可拿去做做我看。”此处虽非指乡会试，但乡会试中此类现象亦常见。举子迎合主考，主考迎合皇帝，层层递进，选文的标准偏离了本初目的，举子的写作也背离了科考初衷。对此，小说作者文康也发表了议论，他说：“但是文章是件有定评的公器，所谓‘羽檄飞书用枚皋，高文典册用相如’，怎好拿着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围范？”这正是对主考仅据已意来评判文章这一现象的不满。震钧在《天咫偶闻》中也说：“此虽因题制宜，而主司好恶亦关焉”，可见这一现象在明清科举中是常见的。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，举子们的揣摩风气自然形成了，“不要文章中天下，只要文章中试官”，也就成为了他们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导向。
（二）科举中的报录者
明清小说作者十分乐于提及科举中式之后的喜庆场面，从填榜、闹五魁，到及第举子的门庭换新和应接不暇的各种应酬，这些都可以成为他们笔下的素材，描写之详非正史所能比拟，其中正史未曾谈及的报录环节，在明清小说中得到了补充。会试中的报录，是指在填榜之后，有司任派专职人员将及第消息报给中式者，相较于中式后的热闹场景，这一环节极容易被人忽视。
若按科举程式，报录者是由相关部门指派人员担任此职，但是小说中提到的报录者，几乎没有有司任派的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买通书办的普通人，小说中称之为“报子”。《儿女英雄传》几次提及：“规矩是拆一名，唱一名，填一名。就有那班会想钱的人，从门缝儿里传出信来，外头报喜的接着分头去报。”“那贡院门外早屯着无数的报喜的报子，这班人都是老早花了重价买转里面的书办，到填榜时候，拆出一名来，就透出一个信去。”“却说场外那一起报喜的，一个个擦拳抹掌的都在那里盼里头的信，早听得他们买下的那班线索隔着门在里面打了个暗号，……内中有个报子，正是当日安老爷中进士的时候去报过喜的。”从这里不难推知报子的身份，他们都不是朝廷的官吏，也不是科举中正式指派的报录人员。因为这些报子只可以等在科场外面，隔着门打探贡院里面填榜的消息，他们本来没有资格和条件得知科场里面的事情，但是为了通过报录取得一些赏钱，就事先用重金买通贡院里面的书办或其他可以传递消息之人，凭此获得科举中式的信息，由此可知报子多是会钻营的、“会想钱的”普通人。科举文献中极少记载报录者的情况，更不曾记载普通人可以充当报录者，然而，出现在明清小说中的无一例外都是此一类人，几乎看不到有官府指派的报录者。
科举报录者人数众多，他们都以最早取得并传达中式消息为能事。据小说中的描述，科举中的报喜不只一次，有头报、二报，甚至三报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说道：
看看等到亮钟……上房将在关了房门，忽听得大门打得三响，一片人声，报说头二三报，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。
《快心编》中也写道：
外边一片声喊，闹将进来，有数十人，蜂拥而入，却是报录的，报“凌相公高中第二名经魁”。原来凌驾山先拟解元，填榜时拆出，见是南直人，且系监生，主考是北直人，偏要与本省人争气，且上科已中了南直人作解，今若再中南人，本省便不成体面，因见第二卷正是北直，又系廪膳生员，把来调换了。…留报人吃了酒饭。少顷，二报又来，午后全录都到。
从小说中可知，几次报喜的时间间隔并不甚久，报喜可以有三次之多。中式之人沉浸于喜悦之中，对于多次报喜更能确定中式消息的可靠，因此，无论报喜之人是第几报，都可以受到礼待。
报录人争得此职的原因不过是希望获得一些赏钱，能够得到更多赏钱的诀窍在于两个方面：一是他们努力争得头报，二是他们报喜时尽力说些吉利话。《鼓掌绝尘》中说：“好些走报的，巴不得抢个头报，指望要赚一块大大赏钱，乒乒乓乓直打进寓所来。”由此可见，他们最早得到消息，最快报给中式者，所得赏钱应该不菲，因此“一路上往来飞跑的，却是报子分投报喜的”。此外，报喜时所说的吉利话也可以让他们得到比较丰厚的赏银，《儿女英雄传》中写：“这个当儿，外边后来的报喜的都赶到了，轰的拥进大门来，嚷成一片。嚷得是：‘秀才宰相之苗’。老爷今年中了举，过年再中了进士,将来要封公拜相的，转年四月里报喜的还来呢！求老爷多赏几百吊罢！”此话正是预祝乡会试联捷，故而不等老爷赏赐，报喜的人自己就要求多讨赏钱了。《雪月梅》中也有：“当下一同回到家中，见大门上插着一面红旗，许多报子在厅上吵闹。见他弟兄回来，便问：‘那一位是新贵人？’岑公子道：‘这位就是。’大家一齐磕头道：‘老爷高中巍科，要求重重的赏赐。’”与前面的情况一样，报子称岑公子为“新贵人”，称其为“老爷”，无非就是多多讨赏。正因于此，他们虽然买通书办等人花费了重金，但所得回报还是十分丰厚的。
为了多得些赏银，抢得头报或说些吉利话还可以理解，更有的报子不但等不及老爷给赏就自己讨要，甚至还嫌赏钱太少、不依不饶。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十六中写：“正想之际，只听得外面叫喊连天，锣声不绝，扯住讨赏，报粲若中了第三名经魁。”这一讨赏的场面实在混乱，“叫喊连天”、“锣声不绝”，不但吵嚷不休，甚至还扯住不放。《雪月梅》中更写道：“（报子说）‘府上是个大家，这点东西如何拿得出手！’随岑公子分说，那里肯听，后来直添到了十六两，才作谢散了。”⑤报子因为赏钱少了，还会说话讥讽，全然不是称呼“新贵人”、“老爷”时的情态了，而中式者没有办法，只能依报子所愿，添到他们可以接受的钱数为止。《醒世姻缘传》中也写到了此事，其中的场景更令人吃惊：“报喜人嚷街坊，打门扇，要三百两，闹成一片。”报喜的人居然自己定下赏银，如若不然，吵嚷是小，甚至还会“打门扇”，动起手来。从这些报子的恶劣行为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：其一，吵嚷或动手的情况多发生在乡试报录中，至于会试还没有看见，这正说明举子在取中乡、会试后的身份和地位还是相差得极为悬殊，这才使得报子敢在举人的面前如此放肆。其二，取中乡试之前是秀才，经济条件一般比较差，取中会试之前是举人，个人的情况要稍好一些。其三，这些报子不仅仅是会钻营、会想钱的人，其中更多的是无赖之徒，买通书办在先，吵闹讨赏于后，他们的手段是十分恶劣的。李渔的《资治新书二集》收江宁学宪张玉甲一牍，云：“江南报子，多系积棍蠹役，串倩营兵。飞骑快船，持械雄行，无异大盗。放榜之后，纸条入手，打入中式之家，不论贫富，勒索之数累百盈千；稍不遂意，碎门毁户，家资什物，立成齑粉。领数十人蚕食其家，不饱其欲不去。寒酸之士，势必称贷以应之。”可见，小说所述并不夸张。
（三）中式后的事宜
依照科举的规矩，中式之后还有一系列的事宜需要举子忙碌，其中有些事情是出于公例，有些则属于个人之事。诸多事宜名目众多，准备工作十分繁琐，很多是乡会试中共有的，但二者仍存在差异。
科举文献所载的会试中式后的事宜，一般不外乎谢座师、拜房师、会同年、赴琼林宴几项，明清小说提及会试中式，也必然会写到这几项事情。如安老爷中式之后，“从次日起，便去拜房师，拜座师，认前辈，会同年，会同门，公请老师，赴老师请，刻齿录，刻朱卷。”其中作者就指明请老师等事是“公请”，即中式者一齐请，也说明按制度应该如此，至于刻齿录、刻朱卷等事也需要举子们共同进行，同属公例一类。《快心编》中更将这些事情称为“谒主司、投亲供、参堂画卯”，“亲供”即亲自书写个人履历，“参堂”是下级参拜上级，“画卯”本意是指官署规定卯时开始办理公务，吏胥差役按时赴官署签到，听候差使，很显然中式举子并不用画卯，但作者这样称呼，分明表示这些都是例行公事，不可耽搁。与公事相对的，当然还有很多个人的事宜，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安公子“直等赴过‘鹿鸣宴’，拜完了客，也就耽延了十余天。”《雪月梅》中写道：“当下且与表弟料理做衣巾、参主考、谢房师、会同年，领鹿鸣宴、祭祖、拜客、请酒，整整忙了半个多月，才得完结。”中式之后个人需要处理的事情不尽相同，如“祭祖”一项要根据举子的家规和条件而定，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，或者请宾客吃酒，这些也不在定例之中，多是因人而异。
明清小说对中式后的公事多有提及，其中对应酬公事的准备工作也作了细致的叙述。如安老爷会试中式后，“公子便去打点写手本、拜帖职名，以及拜见老师的贽见、门包、封套。家人们在外边开发喜钱。紧接着就有内城各家亲友看了榜先遣人来道喜，……丫鬟仆妇一面打点帽子衣服，又去平兑银两，找红毡，拿拜匣。”拜见座师、房师之前，须写好手本，即门生初见座师时的拜帖，为了表示尊敬，往往需要中式者亲自准备，同时还要带着贽见，即拜见座师、房师时的礼品。除此之外，另要带上门包，也就是贿赂守门人的财物。从小说中提到的准备门包的情况可以更加确定，乡会试之后拜见座师、房师是例行公事，是每一位中式者必做的一件事情，这样才会使得座师门庭拜访的人数众多，守门人也由此成为一关，中式举子不得不准备好财物，以此换得守门人的及时通报。拜见之前的文书、银两，以及盛装物件的封筒、拜匣，无不要事先考虑周全、做好准备。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于童试中也有存在，《鼓掌绝尘》中写：“那陈进听人来报说孩儿入泮，一家喜从天降，也等不得择个好日，便去做蓝衫，买头巾，定皂靴，忙做一团。”《醒世姻缘传》中也有：“狄希陈换了儒巾，穿了蓝衫。薛教授与他簪上花，披了一匹红罗，把了酒。亲友中又有簪花披红的。”不但为例行公事进行准备，还要为自己的新面貌、新气象大费周章，因此，小说中的人物往往“忙做一团”。
与会试相似，乡试中式之后的各种应酬也大致如此，拜座师和房师，刻齿录、朱卷，诸事应接不暇，不同的是会试赴宴是琼林宴，乡试赴宴是鹿鸣宴。《续红楼梦新编》中写芝哥儿中了第二名南元，“芝哥儿替贾政、王夫人、宝钗及各长辈磕了头，忙忙到午门，随众人谢恩，见座师、房师，吃鹿鸣宴。只到下午方回家来，那时贺客盈门，荣府又向各亲戚差人报喜，忙了几日。芝哥儿谢房师、拜座师，会同年，刻齿录，办朱卷。只到十月底，方才得闲。”《五色石》中写：“吕玉恐本处同年认得他不是任蒨，不敢去赴鹿鸣宴。”暂且不管吕玉冒名冒籍之事，只看他在乡试中式之后也要赴鹿鸣宴。琼林宴与鹿鸣宴由来已久，明清其实是沿袭前朝之制。琼林宴是因地而得名。宋代太平兴国九年至政和二年，天子均于琼林苑赐宴新进士，宋代叶梦得在《石林燕语》卷一中记：“琼林苑，乾德中置。太平兴国中，复凿金明池于苑北，……岁以二月开，命士庶纵观，谓之‘开池’；至上巳，车驾临幸毕，即闭。岁赐二府从官燕，及进士闻喜燕，皆在其间。”因此，会试后宴请新进士就称为琼林宴，后来历朝会试后的宴请虽非其地，但仍沿用此名。鹿鸣宴是乡试之后州县的官员宴请主考、执事人员及新举人，同时歌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，作魁星舞。此于唐代科举中就已产生，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载：“每岁仲冬，……试已，长吏以乡饮酒礼，会属僚，设宾主，陈佾豆，备管弦，牲用少牢，歌《鹿鸣》之诗，因与耆艾叙长少焉。”宴请的形式是歌《鹿鸣》之诗，故而借用此名。明清科举承袭此制，乡会试后仍以鹿鸣宴和琼林宴为区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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